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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因思叶叶生时，有多少田田，绰约临水。犹存翠盖，剩贮得、月夜一盘清泪。西风几度，已换了、微尘人世。忽闻道九品莲开，顿觉痴魂惊起。”这是我常常题写在荷花画作上的叶先生词句。短短的几句词，令我时时回到十多年前在南开大学叶先生研究班上旁听诗词的情境。这词中所描述的，绝不仅仅是现实中荷花的万千意态，更有一种人生过尽繁华、证得大道的欢喜。

对于一个学子而言，亲近大德，听闻妙法，原本就是一种大因缘，再能得到先生的知赏，内心的感动一直促我奋发。先生小字为“荷”，爱荷，亦见赏我笔下的荷花，因之，荷花似乎成为我和先生之间的另外一个因缘。先生曾经在2001年赐我画展的序言中，对我的联句“拈花意觉三生梦，立雪功成九品莲”做了解说；其中“九品莲”之典即是听闻先生自述其广济寺故事之后，感而成句。十多年来，先生惠我甚多。研究班上讲解历代诗词，我最心仪的是先生“跑野马”，那是她有感而发的最富情致、最见性情的部分，特别能给我一种心灵的触动。

“心灯照我赴云程”来自我自己律诗中一联。2009年，在叶先生的推荐下，我来到温哥华举办展览。其间，我请先生为我取一个展览的题目，先生看到展览中悬挂的“梵呗弥空成法乳，心灯照我赴云程”联句，当即以下联为题，并附以小标题“刘波首次海外云高华展览”，请谢琰先生题赠给我。我也以为，心头升起的明灯，能够成为一个人不论面对何种艰难困顿都永不言败、永不放弃的力量源泉。先生历经人生的苦难，永葆其善良娴雅的本性，我坚信她心中也必定有一盏明灯烛照。

先生于宗教，特别是我所理解的佛教的心灵会通，固然有她偶然有缘读诵佛经的感悟，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就是她的因缘使然。按照佛教的说法，每一个个体的生命，不知道经过几千万世的劫难才能修得一个人身，这个难得的人身又能有幸听闻佛法，则更是大福报。对于佛法，能够有如此深刻的感悟并且作用于自己的人生，使现世并不完美的人生能够圆融自足，把自己的生命之质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，就是一种大因缘。

2009年某日傍晚，应天津大悲禅院智如大和尚邀请，我陪同叶嘉莹先生及其几位弟子同参大悲。偌大古刹，香客散尽。空寂的寺院唯有古木肃立，风铃调心。一行人轻声微语，徒步在殿堂廊道之间。已而星月当空，夜风习习，不觉转入斋堂，有素香清心。宾主坐定，共进斋饭。谈佛渐至深邃处，先生乃发问：“佛门讲究轮回，究竟是什么在轮回？既然轮回者不变，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？”

听了众人莫衷一是之见，先生乃徐徐道来她自己的理解。她以为人生所谓不变的，固不是皮囊，也不是一切财富名誉，乃是不随人的皮囊朽坏而朽坏的一个东西（于此，先生并未为之命名，为言说方便，我暂名之曰“核”）。我们人生的一切修为，积劫苦修，去执开悟，都是为了提升它的品质，令其在更高一级的层次继续轮回。

虽然之前自觉佛缘不浅，每每得遇高僧大德，有过在各地寺庙吃斋、诵经的经历，也常常陶然于聆听方外大德自由往来僧俗两道的开示。但当时听到先生这番谈话，还是瞬间被震动，恍如醍醐灌顶，拨开佛教经偈中神秘、模糊的云雾，直击人心，真正是一种通脱去缚的感悟。感悟到轮回的意义，却也没有如很多人所误解的那样，既然一切缘定，则唯有随遇而安，甘于生命的落空而不做努力。先生的感悟使我从中捕捉到一种引领人生超拔向上的力量，令每一个个体生命都能在艰难困顿、颠沛沉沦中得到拯救——要用尽心力来提升那一坚韧内核的品质。我以为，这正是叶先生在她一生的诗词创作、研究、教学的“行”中所升华出来的“慧悟”。

“不得于心者，固不能笔之于手”，先生和王国维的异代相知，乃是从王国维的诗词中来。“可怜身是眼中人”一句，道出静安的大悲哀，他的悲哀在于一切都看明白了，但一切都无奈。叶先生深切感受到静安先生的这种悲悯情怀，最初的说静安词，乃是源于心灵的共鸣。叶先生从凋残的花中感受到生命结束的各种姿态：桃李的飘零，荷花的残破，茶花的枯萎。花残花谢，牵动了多少诗人敏感内敛的情愫。先生喜欢荷花，但不喜欢残荷，不喜欢残荷的残败和颓唐。

对于王静安悲观的同情和共鸣正是叶先生诗词研究的开始，她在选择自己的同类，只有在这样的诗词中，她才看见了自己的人生，看见了自己的现实处境。读者和作者都是“疲于悲苦之人希望早日得到一个休息之所的愿望”。

同样写寂寞中的悲哀，但有静安先生的哲人悲悯、摩诘居士的修道自得和李义山诗人的哀感，先生能看到如许多的不同，正是她自己的生命体验使然。诗中的生命最不能作假，王维隐居辋川参佛味道，他对现实不可谓不了解，也许是看得太透，宁可采取一种委屈的姿态来换取人生的逍遥。他甚至批评陶渊明——怎么那么不通世故？你不如用一次的委曲求全来换取终生的安逸和平。这就是对陶渊明的充分误解了。对王维而言，“隐”只是一个姿态，所以他的田园诗，就总是隔岸观火，缺少真切的生活体验。这当然不是静安和李义山的人生，更不是他们的精神和品格。从称谓可见叶先生和三人情感的远近亲疏。“静安先生”亲切中有敬意，“摩诘居士”理智中有距离，“李义山”则直以同类目之。对他《嫦娥》的读解，叶先生从初识到顿悟，其间有二十多年。一首诗从最初字面浅浅的感受进而至于用生命来体验玩味，要经过岁月积淀。在这样的积淀过程中，必然有对于人生的反复体味和不断超拔，譬如登楼望远，需要一级一级地往上，视野一点一点趋于开阔。对于家国之痛的悲忧纠缠作用于自己的内心，这种深切真挚的情感同历代大词人的心绪不期然暗合，那绵延不绝的一缕骚魂因之勃然而出。

王静安所谓古今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要经历的第一个阶段——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方知叶先生，是其人焉。诗句中的美，果然用人生来体验则是痛苦的。司马迁讲：“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，念父母顾妻子，至激于义理者不然，乃有所不得已也。”超越世情，步入崇高，要经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磨砺。“西风凋碧树”，一切世俗的繁华喧嚣在西风的扫荡下不复存在，很多人的希望乃至于肉体也就随着这肃杀的西风而凋残幻灭；然而，总有一些人能从中超越、觉醒，孑然独立，空所依傍，去走向自己理想的目标。叶先生超越出来了，她从一己的感受中超拔出来，从选择和自己命运相近的词人词作开始一步一步向上攀登，逐渐和现实的悲欢拉开距离，看到了更加深广的景致，个人的关怀面也因之豁然阔大。

在学术上，通过中国古典说词方式中对“出处”的讲究，把历代骚魂中摇荡性情的“语码”联结起来，那些原本没有直接感发力量的，后来被她概括为“赋化之词”的作品，也逐渐显露出藏在背后的委曲深邃的力量。为了说词，特别是给没有中国古典文化背景的人群说词，西方文论成为一个方便法门。中国古典词学理论与西方文论有诸多暗合，比如西方符号学所讲的引起联想的“语码”，类似于中国对“出处”的讲究；西方现象学讲主客体关系，也类似于中国讲的“心物”关系；其他如诠释学、接受美学等方法来解读中国古典，更有了逻辑上系统的说明。台湾当时也是用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。这是一个时代的风气，但重要的是用西方文学理论研究时，必须对中国文学有相当的了解。有感于中西不通的研究者常常出现一些问题，要么对中国古典解读不深不确，要么不能对之做出清晰的合乎逻辑的解说。但先生用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在这个时代开出了新的境界。她本人也在此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警觉和关怀，遂由“为己”之学转而成为“为人”之学。这可见到她精神上“独上高楼”的蜕变、升华过程。

叶先生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为世所公认，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来解读中国诗词，让古典中国的文化和精神焕发出新的生命，影响到更大范围的人群。她在解读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些新的发现和提炼，一方面来源于前人的理论积累，但更重要的是她个人的生命感发。对于我而言，这已经不仅仅囿于诗词一途，连类通感可以影响到对书法、绘画等其他艺术的读解。

温庭筠仕宦不如意的失志之悲，冯正中对国家悲莫能救的烦乱，辛稼轩壮志难酬的苍凉沉郁，都是难言之处，“都是出于外界强压而不能明言的委婉表达，但内心的约束收敛中，还保留着对理想追求和自身品格的操守”，这两种形成了词的特别的美感——“弱德之美”。这是叶先生对中国古典词学美感特质的概括。其实在中国漫长的书法、绘画历史中，曾经有许多失意士人，不但在诗词中排遣寄托，而且常常在书画中安放心灵。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中，“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殇为妄作”，即兴写来，悲怀不能自已，这是他时过境迁决然不可能复制的一种感情；再如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《祭侄文稿》，是唐颜真卿在痛失家国栋梁之后的愤激之作，满纸鼓荡着的是一股难以遏制的悲慨，笔墨淋漓，一片神行；连同那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《黄州寒食诗》，不也是苏东坡遭贬之后的一种自我排遣吗？明清之际八大山人那无可争议的士人画极品，就是在内外交困的极端情绪下的一种抗争和持守。他内心的高洁和不屈，浪漫与华彩，只能通过笔墨被后世感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弱德之美”实在是概括出了体悟中国文化艺术微妙法门的一种共性。

叶先生以为，你自己一定要有境界，然后古人之句才能为你所用，否则就不免堆砌成语典故，没有生命。我们从她所解读的陶渊明笔下那只并不具体的、只是存在于概念中的“鸟”，似乎看到了她本人孑然往来的身影。只有在生命的况味中有真切体验的人，才能穿越时空阻隔，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。陶渊明殁后一千五百多年，叶先生从诗中读懂了他——那个根本超越了具体世相的、与生命融而为一的“鸟”的意象，苦痛与欢愉都在他的笔下幻化出灵机和生意。这对于长于感性思维的画家而言，我受到了淋漓酣畅的洗礼，画家不仅谨毛失貌，我因此以为过分着相也会失神、失本。

在叶先生眼中，杜诗不只是他回环深隐的《秋兴八首》，甚至“群鸡正乱叫”这样的俚句也深厚起来。因为那是老杜所面对的真景物，寄托了他的真感情。常常有学生问“究竟写什么是境界高？写的是同样的事物，为什么有高低”之类的问题，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其实写什么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写出一种什么样的境界，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灵。“桃花细逐杨花落，黄鸟时兼白鸟飞”，是老杜悲哀中的心境；辛稼轩带湖赋闲中的“凡我同盟鸥鹭，今日既盟之后，来往莫相猜”这些词句背后，是一个心雄万夫的人被放逐，生命落空时内心空洞而深厚的情感表达。

物质之于叶先生，仅仅是她生活的必需，而绝不会成为心灵修炼的障碍。她在温哥华的家，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段距离，一处幽静的房子。四壁书画皆来自友朋师长交往的馈赠，每一件作品都有一个故事。范曾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期来温哥华讲学，曾经住在这里，墙上悬挂着他的多幅书画。笔墨间述说着三十年前宾主晤谈的欢畅。后来听叶先生说这些书画失窃了，警察问及失物价值，乃打电话求证于我。她本对这些现世概念中不菲的价值不甚了了，她珍视的是永难再现的一段段情谊。后来叶先生还专门撰写长文，详述每一件作品的因缘，字字包含着她对于那不可重复的情境的怀恋和珍惜。

温哥华的家本就不太大，赵先生去世后，叶先生更是坚持自己居守一室，留下的空间还要租给留学生居住。“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可与言也”，这是她时常引用的孔子的话，也是她自少及今甘之如饴的座右铭。她在诗词中体会到了属于自己的“大道”——那个空所依傍，和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的独立不羁的生命真谛。一个人的痛苦，会有那么多古圣先贤一同来担当；一个人的不幸，会有那么多仁人来共同面对。能够支撑先生走过无数人生关口的力量，正是来自这些词句中彰显出来的人格力量。

温哥华画展期间，我曾经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参观，看到叶先生从早到晚埋头学术的那一间不足两平方米的研究室。一个座椅背对门口，书案上方就是书架，摞着先生要查考的资料，就这样，一位老人，一杯开水、一块三明治作为午餐，足足可以忘我地待上一整天。她在温哥华的日子大体就是如此，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打扰，这里就是她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所在。我以为这里够大，大得足以安放千古诗心；它虽然没有给物质留下空间，却给思想的今古接续留下通道。

记者们每每希望捕捉到一些发生在叶先生身上的令人兴奋的素材，当然，这是记者的本能，甚至也是时下某些记者的本分，他们希望抓到吸引眼球的素材。但面对这位老人，她的生活实在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内容，她的生命平静、深厚、严肃，被优雅的神气烘托着，不论是清贫、乱离、蹇促、华彩，都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滋味，一种姿态，一种美好。她用自己的生命在实践自己所钟爱的诗词。

先生漂泊海外大半生，但骨子里保持着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份持守。不像今天的某些女孩子，对于家庭、事业都有那么多明确的要求和追逐。先生的人生都是顺势而为，很多情况甚至是无奈的选择。就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情感，引领着她的人生和学术一步步走过来。“妇道”，今天听起来是多么刺耳的东西啊，那代表着愚昧和奴性吧，人们避之犹恐不及，但叶先生是谨守中国传统妇道的人。我曾经听她谈到，在北美，虽然外面自己担任名校的教职，但回到家里，那就是主妇，要给一家老小照顾起居、安顿生活。当一家人在夜色中沉沉睡去，先生开始在灯下查检生词，准备第二天的讲课。

尽管现在先生的道德文章已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了解和爱戴，但先生仍旧甘守一种清寂的生活，除却学术，除却教书育人，很少心有旁骛。她自言并未从形式上皈依任何一种宗教，但她曾经给我讲过：人应该相信，冥冥之中，一定有一种力量在监临你。这不就是佛家所讲的“起心动念”吗？儒家也讲究修身需要时刻保持戒慎恐惧的自警。这是最真切的宗教情感，“慎独”的儒者如此，“持戒”的僧侣如此。

我曾经臆想：人本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，在生老病死的辗转中以名、利、势、位等各种因缘，引领着自己来到一些本不属于自己的位置，总踩不到自己的鼓点上，因此大部分的人生难解倒悬之苦。“众皆竞进以贪婪兮，凭不厌乎求索”，屈原在两千五百年前已经道尽俗世的真相。可时至今日，人群还是不能解脱“贪婪”之苦，反而因为所见、所知的增加，人心所欲更有膨胀之虞。我以为，对任何一个个体生命而言，此生的任务，就是用学习、修炼、感悟、超越等途径来达到或最大限度接近自己的坐标。

我以为叶先生属于不需要皈依宗教且一直就在自己坐标上的人。尽管在形式上不是任何一门宗教的信徒，但她内心能做到“无悖”。内心的欢喜和顺应，令她永葆大家看到的直到今天仍旧坚持站着讲课的底气和柔韧。诗词中浸淫濡染了一生而呈现的丰厚和华彩，在举手投足间自然流露出来。我想，所谓文化——为文所化，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吧。

沉积于平静外表之下的不怒而威、深厚蕴藉的情感，来自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修炼和感悟。“口不臧否人物”，原是晋代阮籍消极避世的一种态度，却是叶先生所持守的一种品格。先生用自己九十年走过来的坎坷、华美的人生，持守和诠释了她内心的自足和尊贵。

来源：《为有荷花唤我来：叶嘉莹在南开》

编辑：闫晓铮

审校：张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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